編者按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經歷了不平凡的偉大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穩健前行。為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優勢，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聯合組織策劃“中國穩健前行”系列理論文章，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進行深入闡述，今日在求是網推出第四篇，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這套體制保證了政治穩定，形成了有效治理并實現了發展有方。黨的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優勢體現在權威高效的組織和整合，制度的長期穩定性、彈性和可調適性，執政黨廣泛的代表性和正義性，以及具有約束與激勵并舉的制度效應。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基礎。從傳統看，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決定國家的“整合任務”優先，而有效整合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從現實看，以“復雜中國”為基本語境的當代中國要實現有效治理，必須有能夠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領導核心。

新中國成立即將七十周年，盡管仍在不斷發展之中、還有諸多有待改革之處，但無論縱向比，還是橫向比，新中國在復雜多變的世界格局下取得的成就無法否認，環顧世界幾乎無出其右者。人們不禁要問，這七十年的治理緣何成功？這不僅是對過去成績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發展的有益啟示。

七十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于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這套體制，一是保證了政治穩定，為發展提供了秩序基礎，這是任何社會共存、合作與發展的前提；二是形成了有效治理，能夠把國家發展的戰略、政策與意圖變為現實，有著相對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三是實現了發展有方，極大推進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為“尋求富強”而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夙愿。

治理優勢源自黨的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要“把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有機統一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理體制是新中國七十年有效治理和治理優勢的根源。執政黨本身建構了一套自上而下、全面覆蓋、上下聯動、深入基層的組織體系。這種組織體系囊括五級政黨機構和所有基層組織，同時覆蓋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治理等各個領域，并以組織化形式進入立法機關、政府機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社會群團等機構，通過黨委（黨組）的組織領導、政策貫徹、干部選拔任命、學習教育活動和監督考核等具體機制實施制度化領導，擁有一套完整的黨的領導制度。這套體制中，橫向來看，各個系統集中于黨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領導之上；縱向來看，黨的內部又存在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領導；縱橫交錯中權威最終集中于黨中央。整套體系因此形成了一個覆蓋各個系統、各個層級的整體性結構。

相比較而言，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一些治理難題。發達國家主要是“議而不決”，而發展中國家主要在于“決而不行”。前者出現了“否決性政體”，權力部門間、政黨間過度分權，難以凝結共識，出現政治碎片化，常常陷入政治僵局。后者則主要是“政府無能”，難以完成維持秩序、發展經濟、提供社會福利等基礎任務。那么，黨的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優勢體現在哪里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權威高效，能夠實現黨的意志和政策目標，完成治國理政的基本任務與功能，實現國家有效組織與整合。

第二，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能保證制度具有長期穩定性，不因一時一地某些特殊或具體利益而變動，而是著眼于長期目標、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有步驟、有計劃、有戰略、分輕重緩急地接續完成治國理政的任務與目標。這一穩定性和長期性由于中國共產黨“使命型”政黨的性質進一步強化，因而具有更為遠大的歷史性目標追求。

第三，具有制度彈性與可調適性。制度的長期性與制度彈性并不沖突，在制度目標和戰略長期穩定的情況下，具體制度不能過于僵化、脫離現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鮮明特征是“問題導向型”政黨，執政過程中的政策擬定與選擇，能以現實中的重大問題、薄弱環節、具體目標為中心，根據問題與目標不斷調整戰略與政策，根據不同問題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少西方學者特別看重這一點，把強調問題意識、實踐導向的中國共產黨稱為一個能夠不斷“自我調適”的“彈性”政黨，并以此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國家還存在“家族制復辟”的傾向，制度僅代表部分特權階層、精英群體的利益。實際上，不僅如此，就其政黨本質而言它就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黨代表著不同群體或階層利益，其執政后的政策自然也會如此。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它是大眾代表型政黨，其性質決定了它領導下的制度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正義性。

第五，具有約束與激勵并舉的制度效應。中國共產黨內部擁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制度，這是其治國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證，也是整個組織初心與使命、先進性與純潔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時制度也有激勵的維度，通過學習制度、競爭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勵干部干事創業、完成治理任務。

有效治理體制形成的歷史和現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基礎。

首先，從傳統看，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決定國家的“整合任務”優先，有效整合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傳統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一直是“如何將一個大國整合與組織起來”。上古三代之后，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期面臨的首要問題即是秩序重建、國家整合。秦國通過強力完成了這一任務，之后雖有變遷，但實質上“二千年皆行秦制”。維系大一統帝國是傳統中國治理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歷朝歷代持續面對邊疆外患，基本一直借助“中央集權”加“周邊相對自治”的多元復合帝國模式維系一統局面。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大動亂之后，無論隋唐還是宋明，其首要目標仍是再度統一、帝國重建、秩序穩定、長治久安。近代中國亦如此，清末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傳統中國徹底解體，整個體系系統性失敗，面對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救亡圖存成了根本任務，整合任務更加凸顯。真正完成近代中國重新整合的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軍閥、國民黨等各種政治勢力均無力完成的組織社會這一基本任務。

其次，從現實看，當代中國實現有效治理，必須有能夠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領導核心。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語境是“復雜中國”的國家治理。“復雜中國”至少包含四個維度，其一，巨型國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一個超大型國家。世界上具備如此地理、人口等客觀要素的國家并不多。其二，多元社會。這里的多元，指的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習俗多元、區域差異多元、發展階段多元，還迭加了現代社會的觀念多元和利益多元。其三，國際競爭激勵。國際領域客觀上還存在著弱肉強食的半叢林化自然狀態，一個地緣位置重要、文化迥異、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正在迅速發展壯大，即便自身安心發展，也必然遭致干擾、挑戰和威脅。其四，現代轉型。中國依舊處于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后工業社會轉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心任務仍是追趕發展，“發展是第一要務”。要言之，“復雜中國”的國家治理面臨的根本任務是：追趕條件下多元巨型社會的有效治理。

現代政治都是政黨政治。現代政治，大眾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就是政黨，政黨都是政治活動的主角。但是，不同國家的情況并不一樣。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通過自我犧牲在歷史中獲得了人民的認可。從現實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執政下的新中國，取得了不容否認、舉世矚目的治理成就，進一步鞏固了人民的認可，也彰顯了黨的執政能力。就政黨類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兼容并蓄型”政黨，既有廣泛的代表性，又有強有力的大眾動員能力；既有利益整合能力，又有政策轉化能力，還有象征性認同功能。這些因素綜合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深厚基礎，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廣泛認同，為實現有效治理注入了強大力量。“堅持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持續推進有效治理“現代化”的不懈追求，將確保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穩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