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尋禹·探源報道組采訪方燕明（左一）。

陽城牌匾

王城崗遺址發掘現場

王城崗遺址出土的陶器

潁川行報道組在觀星臺采訪。

觀星臺

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這是我們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習近平

如果把對夏史的追尋比作一場驚奇不斷的探險之旅，那么最激動人心的旅程，莫過于尋找夏代第一王——夏禹的居所陽城。

在歷史文獻中，陽城是雄踞夏史起點的圣都，散發著迷人的光輝，吸引著“考古人”全力追尋、世代相繼。

有時，它似乎已袒露了容顏；轉眼，卻又模糊了蹤影。位于嵩山腳下的鄭州市登封市告成鎮陽城遺址，在眾多“陽城”競爭對手中遙遙領先。

（一）從陶寺到陽城

位于告成鎮的元代觀星臺遺址，作為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的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周公立桿測影，也在這個地方。

鮮為人知的是，觀星臺遺址旁，竟然別有洞天。一墻之隔，就是陽城考古隊的駐地。那里的陽城遺址考古成果展，把觀星臺的歷史延伸到更為古老的夏代之初。

12月9日，站在周公測影臺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方燕明告訴記者：“觀星臺的歷史，也是陽城久遠歷史的一個旁證。”

據介紹，“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觀念，在中國天文學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有學者認為，這一觀念的產生，與觀星臺有直接關系。從這里向北約500公里，正是傳說中的堯都——山西陶寺遺址，那里發現了史前的觀象臺。在這兩個地點觀測夏至日影，分別為1.6尺（約0.533米）和1.5尺（0.5米）。

堯舜禹時期，正是中國文明史上日影測量和大范圍地理測量的肇始期，產生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觀念。

古代史書記載，鯀被封為崇伯，生活于嵩山一帶。后來，舜讓天下于大禹，大禹避居陽城，以讓舜的兒子商均。大禹死前，本要傳位于伯益，伯益也避居陽城之南的箕山，向大禹的兒子啟表示辭讓。種種記錄，表明了陽城在夏文化中的獨特地位。

由于大禹在這里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登封告成也就是古陽城，便被后世天文學家認定為“地中”，成為不可或缺的天象數據采集點。

（二）備受爭議的小城

王城崗遺址在告成鎮西部，是一處潁水與五渡水交匯地帶的臺地，緊靠八方村，故一度被稱為八方遺址。身臨其境，可以南瞻箕山，西望嵩山少室，北面隔王嶺尖，即嵩山太室山。

北朝時期，酈道元寫作《水經注》時，便明示這里是“潁陽故城”：“（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并于此也。”

陽城由來已久，秦代設陽城縣；武周萬歲登封元年（公元696年），武則天改陽城縣為告成縣，后告成縣廢，并入登封。

1951年，為配合治淮工程，文物部門在潁河上游進行文物調查，發現了八方遺址。

1959年4月，史學家、考古學家徐旭生在“夏墟”探索之旅中，對八方遺址進行了重點考察：“遺址大部分在告成到八方的公路北面，小部分在南面。根據地面調查及鉆探的材料，我們初步認為東部似以龍山為主，兼有早殷遺物，西部似以仰韶為主，但東西均兼有仰韶、龍山的陶片。”他探討了陽城地望與夏禹的關系，指出鯀當初的封地就在嵩山腳下。禹繼承家業，在嵩山之陽筑城居住再合適不過。

為了探索夏代文化遺存，從1975年起，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學家安金槐的帶領下，以告成鎮為中心，展開了大面積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1977年，他們發現東周時期的陽城遺址，并在王城崗發掘出兩座并列的龍山文化晚期城垣遺址，發現了埋有人骨的奠基坑，也發現了青銅器殘片。

這處城垣的夯筑方法很原始，符合中國古代城垣建筑由小到大、從原始趨向成熟的發展規律。

這是1949年以來首次發現龍山文化晚期城址，對探索夏文化來說是一次重大突破。1977年11月，國家文物局在此召開了登封告成遺址發掘現場會，考古界精英云集。

在考古學家夏鼐的主持下，安金槐、鄒衡等一批國內著名考古學家對王城崗小城的性質和夏文化有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會議總結指出，王城崗城堡屬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明確無誤，至于是否為夏都遺跡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是否為夏文化，大家的意見并不一致。

安金槐后來回憶道：“這次會議很重要，肯定了夯土和城的存在，也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大家認為城還是太小了，實際上是兩個城并列，東邊的那個被洪水沖毀了……‘禹居陽城’，這是很古老的記載。王城崗小城是龍山時代晚期的。通過王城崗的發現，可以認為龍山時代晚期是夏代不成問題。”

1996年11月，王城崗及陽城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三）華夏實證有大城

一石激起千層浪，王城崗遺址的發現，引起了持久的回響。圍繞這里是否是夏禹所居的陽城，專家學者展開了深入探討。

從1977年王城崗龍山城發掘，到1983年簡報發表，再到1992年考古報告出版，王城崗龍山城的性質一直未有定論。作為遺址發掘者和報告編寫者之一，方燕明也一直在思索這樣幾個問題：

王城崗除了小城，還有大城嗎？

小城的使用年代在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小城廢后，三、四期依然昌盛。它為誰昌、為誰興？

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面積究竟有多大？

龍山時期的潁河上游，王城崗遺址在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樣？

新的契機悄然到來。1996年，為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夏代年代學的研究課題——早期夏文化研究專題的需要，方燕明重回王城崗遺址，開展含碳樣品的采集和收集工作。他測出的10多個碳十四數據和研究成果已被收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學術價值得到學術界的肯定。

2002年至2005年，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展開，方燕明等人對王城崗遺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圍地區的聚落形態進行了專題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在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了一座帶護城壕的龍山文化晚期大城址，經多次調查確認大城面積為34.8萬平方米。

方燕明說：“發現的大城護城壕切斷了與西小城城墻的地層關系，證明大城和小城并非同時，小城建成稍早，后來被廢棄并修建了大城。據測定，王城崗龍山文化小城的年代在公元前2122年左右，大城城墻的年代在公元前2055年左右，與斷代工程推定的夏之始年——公元前2070年基本相符。”

根據地望、年代、等級、與二里頭文化的關系及“禹都陽城”等有關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有學者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大城應是“禹都陽城”之陽城，小城則可能是禹父鯀所建造，從而為夏文化找到了一個起始點。

“1978年發掘北城墻時，認為城墻窄的地方是被王嶺尖的山洪沖毀的；經2004年的發掘，方才明白原來是王城崗大城的北城壕在這里侵蝕了小城的城墻基槽。”方燕明感慨地說，“如果當年再向北挖幾個探方，發現它是一個大壕溝，并向西追蹤，那么面積30余萬平方米的大城必定早幾十年重見天日，學術界該是多么萬幸！歷史就是這樣，重復著無奈，重復著遺憾。”

（四）多學科力量的匯集

王城崗大城發現后，不同學科專家針對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在王城崗遺址開展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體質人類學研究、石器和陶器工藝技術分析、實驗考古、系列樣品測年等多學科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為討論王城崗遺址在文明演進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復雜化及人口、資源、環境間的密切關系等問題提供了堅實的資料。

經科學測年，王城崗大城存在的時間在公元前2070年以內。這正是夏王朝建立前后的重要時期，也是文獻中記載大禹治水的年代。

據實測，大城北城壕西部所開一探方，距偏東部所開某探方190米，二者高差4.346米，而城壕底部高差不足0.4米，證明當時城墻和城壕的建造，經過了事先設計和測量。這增加了中國古史中大禹治水的可信度——大禹在治水過程中以疏導為主，必須具備相應的測量和挖掘技術。

值得注意的是，在龍山時代修建如此大規模的工程，究竟需要多少勞力，花費多長時間？而這些勞力的支出是否能為王城崗一個聚落所承擔，還是需要征集整個聚落群的力量來共同完成？對勞動力的組織、控制與管理的程度是衡量社會復雜化程度的重要標志。那么，能夠修建這樣規模城址的社會，內部復雜化程度如何？

為了解答這些問題，考古工作者曾進行了模擬試驗，建造大城城墻和城壕，從挖溝到堆土施夯，假定每天出動1000名青壯年勞力，約需要一年零兩個月時間；根據現代農村經驗，按照一個村落能夠常年提供50—100個青壯年勞力計算，要一年內完成這個工程，需要動員10—20個村落的勞力。

也就是說，王城崗大城的興建，可能動員了整個聚落群的力量。作為潁河上游周圍數十千米范圍內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聚落遺址，王城崗龍山文化晚期遺址可以看作是雛形國家政治實體的中心所在，即最早的夏都。

編輯 呂科 楊儀        校對 張文正

責編 賈同嶺          終審 楊紅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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