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7月14日電　中國人權研究會14日發表《貧富分化導致美國人權問題日益嚴重》文章，全文如下：

貧富分化導致美國人權問題日益嚴重

中國人權研究會

2020年7月

　　美國雖然號稱世界第一強國，但卻非人人富足。揭開美國整體富強的面紗，看到的是貧富嚴重分化的冷酷現實。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2018年5月發表的訪美報告中指出，美國已經淪為貧富分化最嚴重的西方國家，約4000萬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中，1850萬美國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超過500萬人的生活狀態同第三世界絕對貧困人群相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導致嚴重的人權災難，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進一步暴露和加劇，底層民眾陷入更為艱難的生存困境。

　　一、美國貧富持續分化的基本趨勢

　　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7月12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貧富差距呈顯著擴大趨勢。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9年5月，美國基尼系數達0.482，遠超0.4的國際“警戒線”。世界社會主義網站2016年12月公布的研究數據顯示，2014年，占美國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的人均年收入為16200美元，幾乎與1980年持平；而同期占人口1%的高收入者人均年收入卻增長了3倍，高收入階層平均一年的收入相當于普通工人一輩子收入的總和。《商業內幕》網站2016年8月15日披露，扣除價格因素，從1978年到2015年，美國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的薪酬增長了約940%，普通工人的薪酬則只增長了10%。《波士頓評論》網站2017年9月1日報道，在此前的40年間，美國80%中低收入人口的收入僅增長了約25%，而20%高收入人口的收入卻幾乎翻了一番。《商業內幕》網站2017年1月報道，德意志銀行首席國際經濟學家托斯坦·斯洛克以收入水平來計算美國家庭財富的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0.1%家庭的財富相當于最底層90%家庭所擁有財富的總和。

　　中產階級規模持續萎縮。美聯社2016年5月13日報道，美國90%城市中的中產階級境況趨于惡化，不少美國家庭掉出中產階級行列。蓋洛普公司2016年9月20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或中上階級的美國人從2000年至2008年的平均61%降到了2016年的51%，這意味著2500萬人的經濟生活質量急劇下滑。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5月11日發布的報告顯示，在近25%的大都市中，中產階級不再占據多數。

　　貧困率居高不下。美國人口普查局201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美國貧困人口達3810萬，貧困率為11.8%。美國政策研究所2018年的報告稱，美國官方公布的貧困率存在低估現象。據其估算，美國總人口的43.5%（約1.4億人）生活拮據或收入低微。斯坦福大學貧困與不平等研究中心2017年發布的報告顯示，美國南部農村的整體貧困率為20%，那里的非洲裔美國人的貧困率是33%，非洲裔婦女的貧困率高達37%。在美國西部農村，原住民的貧困率高達32%。

　　二、貧富分化對人權的享有和實現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近半美國家庭無法維持基本生活。《今日美國報》網站2018年11月19日報道，超過500萬全年從事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的年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貧困線，其中有許多人還要供養家庭和子女。美聯儲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43%的美國家庭入不敷出，只能借債支付住房、食品、兒童護理、醫療、交通和通訊費用。40%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來支付醫療急救或汽車修理等意外開支。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因付不起學費而上不了大學，數百萬人不得不背負沉重的學生債務。由于長期貧富分化和結構性歧視，美國工薪階層抵御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在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沖擊下陷入生存危機。根據美國勞工部2020年5月28日公布的數據，美國3月15日至5月23日累計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達4080萬。沃克斯新聞網2020年4月10日報道指出，那些本已是最脆弱的群體首當其沖地受到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最容易遭受裁員的人正是那些薪水最低的人，例如餐飲業和零售業的低薪工人。”雖然美國政府也推出了旨在援助中小企業的“薪資保護計劃”，但一些資金較充裕的大企業卻利用規則漏洞趁機獲得巨額貸款，而一些亟需貸款“續命”的小企業、小商鋪卻無法得到救助，不得不關閉或裁員。

　　低收入群體面臨饑餓威脅。在經濟已經高度發達的美國，很多公民卻依然面臨饑餓威脅。根據美國農業部2015年發布的數據，大約20%的兒童生活在食品保障不足的家庭。英國《衛報》網站2015年11月26日報道，2008年至2014年間，美國每年至少有4810萬人口被劃為“食物無保障者”，其中包括19.2%有孩子的家庭，這意味著他們的均衡飲食難以保障。《今日美國報》網站2014年8月17日報道，過高的貧困率導致約14%的美國人依賴食物賑濟。在依賴食物賑濟的人口中，65%的家庭至少有一個不滿18歲的孩子或超過60歲的老人，79%的人購買廉價的不衛生的食物以養活其家庭。饑餓和營養不良使美國每年多花1600億美元來治療慢性病。據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2015年的估計，每年有4800萬人會患上食源性疾病，其中12.8萬人需要住院治療，3000人因此喪命。福布斯新聞網2020年5月7日報道，調查顯示，大量美國兒童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臨饑餓問題。截至2020年4月底，五分之一以上的美國家庭面臨食品危機；在擁有12歲以下兒童的美國家庭中，面臨食品危機的比例高達五分之二。

　　無家可歸者生存狀況惡劣。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2月24日報道，美國每年都有數百萬人因交不起房租而被趕出住房。路透社網站2015年11月20日報道，由于大部分地區保障性住房供應不足及經濟復蘇乏力，美國有超過56.5萬人無家可歸，其中四分之一的人是兒童。洛杉磯、西雅圖、波特蘭和夏威夷州近年來都曾因無家可歸者增多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12月6日報道，紐約的無家可歸者比2016年增長了4.1%。無家可歸者的生存狀況極為惡劣。許多無家可歸者急需醫療救助并患有精神疾病。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普遍面臨著暴力泛濫、缺乏如廁和洗澡場所等問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流落街頭的無家可歸者遭到嚴厲驅逐，被迫住進臨時收容所隔離。路透社網站2020年4月23日報道，美國各地的無家可歸收容所因人員擁擠而難以保持社交距離，使得病毒極易傳播。《紐約時報》網站4月13日報道稱，無家可歸者收容所成為紐約市疫情的“定時炸彈”，超過1.7萬人住在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中收容所中，睡在床上幾乎可以手碰手。《自然》雜志網站5月7日報道，研究人員開始對美國無家可歸者進行病毒檢測時發現，那里的情況已經失控。《洛杉磯時報》網站5月14日報道，研究顯示美國的無家可歸者數量受疫情影響可能一年內激增高達45%，導致公共衛生危機進一步加劇。

　　貧困壓力導致民眾健康狀況下降。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其訪美報告中指出，美國與同等發展水平國家之間的“健康差距”繼續拉大，其國民預期壽命更短，更容易得病身亡。法新社2015年10月14日報道，生活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布朗斯維爾街區的居民中，76%是非洲裔，近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新感染艾滋病毒的比率是全市的2倍多，人均預期壽命比曼哈頓金融區的居民少11歲。《醫學報刊》網站2017年6月13日報道，美國有1570萬人酗酒，770萬人濫用違禁藥物。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網站2017年6月6日報道，過量用藥成為當今五十歲以下美國人死亡的首要原因。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2017年12月發布的報告顯示，2016年美國有超過63600人因藥物過量而死亡。

　　因貧失去醫療保險者無力支付醫療費用。蓋洛普公司2018年11月1日至11日進行的年度健康與醫療調查顯示，46%的受訪者擔心沒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醫療費用。美國城市研究所2018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得克薩斯州65歲以下沒有醫療保險的居民人數多達470萬，比例高達19%。美國家庭聯盟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2012年6月20日發布報告稱，2010年，美國有26100名年齡在25到64歲之間的勞動人口由于缺乏醫療保險而喪命，比2000年增加31%。這意味著美國平均每天有72人、每小時有3人因為缺乏醫療保險而失去生命。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11月13日報道，由于面臨失去醫療保險的風險，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無法退出工作崗位，被迫陷入經濟學家所說的“職業鎖定”狀態。《大西洋月刊》網站2020年4月報道，美國低收入人群患病后，“通常會延遲去看醫生，不是因為他們不想康復，而是因為根本沒有錢”。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美國有數千萬人沒有醫療保險，而新冠肺炎重癥監護費用卻高達數萬美元。“生存還是毀滅”，并不只是文學作品中的生命哲學，也是美國底層民眾面臨的現實抉擇。

　　貧富分化導致人均預期壽命下降、自殺率上升。據美國國家健康統計中心2016年12月8日發布的數據，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出現總體下降，男性從2014年的76.5歲下降到76.3歲，女性則從81.3歲下降到81.2歲，總體人均預期壽命從78.9歲下降到78.8歲。與此同時，美國自殺率持續升高。據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2014年發布的數據，2013年美國共有41149人自殺，比1999年增長約41%。在美國，每13分鐘就有一人自殺。自殺成為導致死亡的第十大原因，是兇殺案的兩倍以上。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發布的《2015年致命傷害統計報告》顯示，美國有980萬成年人聲稱有自殺的想法，其中270萬人有自殺計劃，140萬人采取了非致命的自殺嘗試。

　　低收入人群失去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高等教育資源總是不成比例地向富人傾斜，導致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不滿不斷上升。《華盛頓郵報》網站2018年10月10日報道，美國不同家庭出生的孩子智商分布基本一致，但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成功概率更高。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即使天分較差，也比低收入家庭的聰明孩子更容易獲得大學文憑。《紐約時報》的報道指出，在包括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等名校在內的38所美國大學中，來自收入水平處于前1%美國家庭的學生數量多于來自收入水平處于后60%美國家庭的學生的總和。蓋洛普公司2018年10月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民眾對高等教育體系持有信心。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2018年5月發表的訪美報告中指出，美國的社會代際流動性在富裕國家中處于最低水平，“美國夢正在迅速蛻變成美國幻想”。

　　貧困兒童和單身母親生活困苦。英國廣播公司2017年12月11日報道，2016年數據顯示，美國約有1330萬貧困兒童，占18歲以下人口的18%。美國城市研究所網站2017年5月18日報道，將近900萬兒童在持續貧困的家庭中成長，占美國兒童總人口的11.8%。長期貧困的兒童成年后經濟狀況獲得改善的可能性顯著低于不貧困和較不貧困的同齡人。美國許多單身母親及其家庭生活艱難。單身母親指南網站2016年9月17日報道，在超過960萬的單身母親中，有23.2%是全年失業的。在被解雇或正在找工作的單身母親中，只有22.4%能夠領到失業救濟金。大約有783萬由單身媽媽撫養的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三、美國的貧富分化問題難以解決

　　導致美國貧富分化的原因并非是偶然性或周期性的，美國的所謂民主制度忽視公民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導致美國社會貧富分化問題日趨嚴重，數千萬人口的貧困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一）導致貧富分化的結構性原因

　　第一，資本市場的無序競爭和惡意收購導致中等收入工作崗位減少。蓋洛普公司網站2016年9月20日報道，企業高價收購競爭對手導致中等收入工作崗位大幅度減少。此前的20年間，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數量已經從約7300家銳減為3700家左右。美國近年來小企業的破產數量大于新成立的數量。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12月8日報道，2017年美國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15.9%。全職就業崗位不足，約有480萬想做全職工作的人只能從事非全職工作。

　　第二，住房價格的結構性上升導致低收入人群住房更加困難。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2018年對購房者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由于住房價格上漲和利率上升，而負擔能力下降，導致是否購房成為民眾日益艱難的抉擇。哈佛大學住房研究聯合中心發布的《2018年美國住房狀況》報告顯示，在20個城市地區，超過30%的中產階層家庭將他們至少30%的收入用于住房。《華盛頓郵報》網站2018年8月6日報道，城市貧窮居民近年來經歷了房租的大幅上漲。自2011年以來，全國的最低房租增長了18%。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夏季以來，在舊金山、亞特蘭大、納什維爾、芝加哥、費城、丹佛、匹茲堡、華盛頓、波特蘭、俄勒岡州等地區，最高收入者的房租在下降，而最貧窮者的房租卻在上漲。

　　第三，高價低效的醫療服務導致低收入人群健康狀況堪憂。美國民眾健康狀況下降與美國醫療系統的高價低效密切相關。根據英聯邦基金會2014年對醫療服務體系的調查，在11個同水平國家中，美國的醫療服務體系效率最低，最不公平，醫療產出最差。美國的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均為最高，60歲人群的健康狀況最差。但與在上述其他國家生活的人相比，美國人卻要負擔兩倍以上的醫療費用。英國《衛報》網站2017年11月13日報道，美國的醫療費用和醫療保險越來越貴，尤其是慢性疾病的治療費用，從哮喘到癌癥的藥物價格不斷創出歷史新高。

　　第四，高等教育收費飛漲剝奪了低收入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蓋洛普公司網站2017年8月3日報道，自1980年以來，沒有任何可測指標證明美國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但收費卻飛速增長。福布斯新聞網2017年2月21日報道，學生貸款債務成為僅次于抵押貸款債務的消費債務類別，高于信用卡和汽車貸款。有超過4400萬名學生貸款上學，貸款額高達1.3萬億美元。2016級學生人均貸款37172美元。在一些地區，財政計劃削減正在導致入學率下降。《芝加哥論壇報》網站2016年9月30日報道，很多州立大學新生入學人數大幅下降，例如，芝加哥州立大學的新生入學人數比2010年減少了一半，伊利諾斯大學新生人數比上一年下降約25%。華盛頓的一個無黨派智庫“預算和政策優先中心”2016年的研究報告顯示，伊利諾斯州的公立高校對每個學生的資助水平比2008年降低了54%，而亞利桑那州的降幅更高達56%。根據世界銀行2018年公布的《全球代際經濟流動性概覽》，以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作為研究對象，在通過教育實現階層流動方面，美國是全球表現最差的50個經濟體中僅有的4個高收入經濟體之一，同時也是高收入經濟體中在收入的代際流動性方面表現較差的經濟體。

　　（二）美國政府缺乏扭轉貧富分化的政治意愿

　　美國政府缺乏政治意愿改變導致貧富分化的結構性根源，反而采取一系列加重貧富分化的政策措施。

　　第一，美國政府為刺激經濟增長制定的政策措施僅著眼于使富人受益，而沒有考慮如何使低收入人群減輕負擔。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2018年5月發表的訪美報告中指出，美國現政府推行系列刺激經濟增長措施，但發展成果僅惠及富人，普通民眾并未獲益。美國政府以犧牲社會福利為代價，對大公司和富有階層實施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減稅計劃，該策略似乎是為擴大不平等而量身定制。根據美國稅收和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分析，2019年美國通過減稅產生的收益中預計有27%流入了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的口袋。富人成為稅改政策最大的受益群體。政府財政投入不足導致困難群體缺乏相應的社會保障。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8月18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美國用于社會保障的經費嚴重不足，2014年的收支逆差約為740億美元。美國受托人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信托基金2015年的報告顯示，美國社會保障系統已有25.8萬億美元的虧損，這幾乎是美國年度GDP總量的1.5倍。

　　第二，推翻醫改法案，拒絕醫保全覆蓋。美國是少數沒有實行全民醫療保險的發達國家之一，有相當數量的居民沒有醫療保險，因而無法在患病時得到應有的醫療照護。盡管美國國會在2010年就通過了奧巴馬政府提出的醫療改革法案，承諾要建立全民醫保體系，但據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還有3300萬美國人沒有被醫療保險覆蓋。2017年5月4日，美國眾議院以217票對213票通過《美國醫保法》草案，推翻了“奧巴馬醫改”的諸多重要內容。

　　第三，關閉鄉村醫院，“醫療荒漠”不斷擴大。半島電視臺美國頻道網站2017年12月17日報道，自2010年以來，美國已有80多家鄉村醫院關閉，另有數百家瀕臨倒閉，“醫療荒漠”地帶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據“北卡羅來納鄉村健康研究項目”的研究數據，每個被關閉的醫院所服務的居民大約有1萬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群體，對如何健康生活最缺乏了解。而關閉鄉村醫院，毀掉了原來建立的鄉村醫院網絡，使當地居民不得不驅車到數十英里以外的醫院去就診。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2月14日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自2015年以來，民眾對政府保障醫療服務的正面評價下降了20%。

　　第四，互聯網管理政策擴大“數字鴻溝”，低收入群體的劣勢地位更加突出。半島電視臺美國頻道網站2017年12月15日報道，美國2015年制定的《開放互聯網規則》規定了網絡中立規則，即所有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必須同等對待所有數據，不能對某些數據流進行阻塞或“節流”。然而，這一規則于2017年12月14日被美國政府廢除。報道認為，此舉將使富人可以花錢享受到更快捷的網絡服務，從而加深富人與低收入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使低收入群體在邁向數字化未來的競爭中處于劣勢。例如，底特律的貧困水平接近40%，同時也有大約40%人口的家庭沒有因特網。底特律“平衡互聯網倡導”組織的納西婭·瓦爾德茲認為，更昂貴的互聯網將會對貧困人口更加不利，“這將是毀滅性的，會進一步加劇已經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美國政府之所以缺乏扭轉貧富分化趨勢的政治意愿，從更深層次分析，是與美國的政治制度和美國政府所代表的資本利益密切相關的。愈演愈烈的金錢政治使得美國政府已經成為富豪的代言人。英國《衛報》網站2018年8月7日報道，公眾普遍認為美國選舉是腐敗的，國會議員被企業、富人和特殊利益集團俘獲。正如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在2018年5月發布報告所指出的，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強大和最具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之一，但無論是財富、權力還是技術都沒有被用來解決約4000萬人持續貧困的局面。“極端貧困的持續存在是當權者做出的政治選擇。”

　　美國的貧富分化是一個穩定的長期趨勢，人們無法期望這一狀況能夠在短期內出現任何實質性扭轉，由此對美國人民享有和實現人權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也將日趨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