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黨中央的政治判斷和定位，“五位一體”是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是戰略布局。一般而言，總體布局與戰略布局沒有本質差異，因為是在同一個維度展開，所以可以結合在一起闡述，比如總體戰略布局。因為，戰略高度一定奠基于總體，非此不足以上升為戰略。同樣，只要是總體性規劃或措施，一定具有了戰略特征或化為戰略規劃。既然如此，為什么又要分出兩個布局呢？僅僅是為了文字區別？顯然不是，一定有更為深刻的思想內涵和邏輯關系。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本關系

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和建設目標與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和執政能力提升，基本上反映在“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又因為二者都有著豐富的內涵，并且向對方延伸，從而決定了在一些領域和內容上的交叉。正是這樣的原因，需要我們闡明二者之間的關系，厘清各自的邊界。這對于更好地從理論上弄清黨中央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的治國理政思想非常重要，對于全黨乃至全社會更加自覺地執行黨中央的重大決策部署同樣重要。

分析來看，二者存在根本上或目的上的一致性，即讓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環境等諸方面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在這個前提下，二者也存在著一些差異，正是差異而決定了區分總體布局與戰略布局的必要性、重要性。

首先，兩種提法產生的時間、背景和方式存在差異。“五位一體”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來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依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布局是五位一體，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要求“必須更加自覺地把全面協調可持續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相協調，促進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協調，不斷開拓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從這段嚴謹而又全面表述中可以看出，“五位一體”是基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進程和奮斗目標，進行的一種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的政治行為。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總書記于2014年底基層調研過程中分兩次提出來的。一次是他到福建調研時提出，“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內含“三個全面”。此后，他到江蘇調研，又特別強調了全面從嚴治黨的極端重要性，并且將其與小康社會建設和深化改革、依法治國放到一起來，因此有了“三個全面”向“四個全面”的豐富和發展。正是這一豐富發展提升了戰略布局的高度、寬度和力度。因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或政治設計，最根本特點是黨的領導，所謂“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既然黨領導一切，那么其使命責任也不可替代，其執政能力必須無可比擬，沒有從嚴治黨，并且是“全面從嚴”，斷無可能達成這樣的能力水平。

如果更加深入地探究“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會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發展和深化。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提出“全面推進從嚴治黨”。從中可以看出思想體系源于實踐，并且具有內生性和嚴謹的邏輯關系，決非拍腦袋，湊觀點。更重要的是，從中還可以感悟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思想歷程。

其次，“兩個布局”在不同維度展開。“五位一體”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重點著力的方面，或者說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所要達到的水平。換言之，諸方面的建設水平就是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水平。還可以說，只有實現了“五位一體”，我們才敢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走在正確而又寬廣的大道上。

“四個全面”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基于當前國際國內政治生態、發展狀態，著眼執政黨肩負的歷史使命，結合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從戰略高度作出總體判斷和籌劃。某種意義上，是站在歷史和時代交叉點上，找尋治黨治國方略，探尋國家和社會的前進方向與突破口。因此，只要在幾個方面發力，并且取得成效，我們確立的發展目標就能夠得到實現。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四個全面”較“五位一體”更富個性色彩，發力更鮮明，成效更明顯。

再次，“兩個布局”的形成方式和過程有所不同。總體布局是黨在推進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依據實踐成果和思想成果，逐步形成和豐富發展起來，因而折射出黨的自我提升的過程和高度。包括十六大報告提出“三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十七大報告提出“四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到了十八大提出“五位一體”（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三次黨的代表大會，實現了三次躍升。

戰略布局也走了一個逐步豐富發展的過程，內含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思想和理念，遵循的是實踐中探索，探索中實踐，或者說實踐到理論、理論指導實踐的規律，因而更能取得成果。這也使我們進一步理解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是理論根植于實踐，因而具有更強的針對性和指導性所在。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皆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范疇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第三次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和重要成果，其指引的是中國的大國道路，同時支持建構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啟發人類文明發展方向。正是宏大而又系統，決定了內涵十分豐富，思想和理論意義特別重大。

沿著這樣的思路進一步分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中國共產黨完成新的歷史使命。迄今為止，中國共產黨已經和正在承擔起三大歷史使命，也就是十九大報告中所明確：“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前兩大使命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又或者說已經完成了基本架構和主體建構，后一個奠基于前兩個，但需要更大更艱難突破。因為，其間涉及到許多必須回答的根本性時代性命題。

作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承擔著帶領全黨全國人民追逐百年夢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同時，作為大國領導人，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最高決策者，他不可避免地要著眼和回答世界往哪里走的問題。大國不同于小國的地方，在于國際責任，或引領世界的責任。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思想理論必須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

要在思想理論上回答人類發展方向和路徑選擇。世界往哪里去，不是一個自然而然，更非必然的事情，必須經過努力和爭取，其中關鍵一點是大國及其大國領袖的選擇。人類走什么道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就作出回答，這就是“社會主義消滅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終極目標至今沒有改變，但實現的方式和路徑必須變。因為，當時基于無產階級尚未奪取政權，或在部分國家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運動總體上處在弱勢，加上整個世界所處的政治狀態，種種因素決定了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這種選擇符合當時世界政治生態及其要求，但存在歷史局限性。當歷史走到當下，中國已經參與到世界規則制訂中來，既然是重要的規則制定參與者，意志可以在博弈過程中實現，也便沒有必要再借助暴力手段。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時代的高度，鮮明提出“跳出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強調“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尤其確立起“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使命，提出并積極推進了“一帶一路”建設。所有這些，都異于“你死我活的制度對抗”，屬于走在文明的發展新路。

要在思想理論上回答中國當下的發展道路。黨的執政或制度建設，要補足哪些短板，方可更快更好地實現既定目標，這是時代命題，也是歷史命題。補短板的措施之一便是改革，我們的改革已經明確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同時也強調了，“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版，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由此帶來一個重大問題，如何從理論上回答我們走的是什么樣的道路，這決定著制度建設和更新。毫無疑問，我們正在走的是前無古人的開創性道路。魯迅說過：“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真正的開創性道路，作為開創者就必須從理論上講清自己道路的外在表現和本質內涵，尤其是講清內生邏輯和科學定律，只有這樣，才能夠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選擇。要回答好這一點，必須借鑒或內含“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只有從更深層次理解把握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理論體系的本質內涵，才能更好地推進和落實“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時代之需而生，集中全黨之智慧，是一個宏大的思想理論體系，既包括“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又不限于此。更準確地講，二者在整個思想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但不是全部，還有許多重大思想存在其中。因此，我們需要從更高站位掌握整個思想理論體系，唯此才敢言將“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引向深入。

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站在馬克思主義政黨建設與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高度形成和發展的。王滬寧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出版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四個深刻把握”，包括，“深刻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深刻把握這一重要思想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作出了重大原創性貢獻，深刻把握這一重要思想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行動指南，深刻把握這一重要思想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人類更加美好的發展前景指明了前進方向”。

另一方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因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而生，又是為著完成使命而建設和深化。所以，不僅不能孤立地理解某一次講話或某一個思想觀點，也不能孤立地認識“五位一體”和“四個全面”，必須全面系統理解把握，弄清其間的思想內涵和邏輯關系，否則就可能以偏概全，甚至會出現割裂。

這就涉及到方法論。一般來講，一代領導人之所以承擔起一個政黨承擔的歷史使命，是因為有邏輯嚴密，且富于內生性的系統思想理論作指導。毛澤東和鄧小平之所以能承擔起“站起來”和“富起來”的歷史使命，是因為形成了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這個體系包含三大要素：政治觀、思想路線、執政方略。黨有政治路線，領導人有政治觀，毛澤東的政治觀是階級斗爭，即通過階級斗爭實現人民解放，思想路線是實事求是，執政方略是抓革命促生產，以革命帶生產。鄧小平的政治觀是和平發展，也就是依據時代發展跳出“以階級斗爭為綱”，思想路線是解放思想，執政方略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即以改革激發生產力，以開放引進生產力。

習近平承擔起的歷史使命是“強起來”，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何為民族復興？就是超越自我，走到人類文明的前列起引領作用，這就需要具備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習近平正在帶領我們黨提升這種能力，且已經向世界提供這樣的產品，比如，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導“以共商、共建、共享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原則，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為指引，以打造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為合作目標”；確立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等等。

總之，只有全面深刻理解把握了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本質內涵和基本特征，才能更好地厘清存在其間的各要素或范疇的基本關系，進而有效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來源：人民日報